阿富汗困境的印巴動力:作為英屬印度遺產的“帝國墳場”

李求其

2021-11-10 15:4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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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三架飛機在同一天內分別撞向美國紐約的世貿中心兩座大廈及位于華盛頓的五角大樓。造成美國本土數千人死亡的9·11襲擊事件,開啟了整整二十年的美國阿富汗戰爭。二十年后的2021年,曾經被趕出喀布爾的塔利班武裝,在美軍開始撤離后擊潰加尼政府的軍隊,重新入主喀布爾。像是風水輪轉,塔利班的“回歸”也象征著美國阿富汗戰爭以某種失敗收場。
值得指出的是,人們津津樂道的阿富汗“帝國墳場”故事,往往被簡化為單一民族國家不斷對抗帝國。然而,無論是英國、蘇聯或美國,遭遇的情況都并非如此。阿富汗反抗者的一次又一次勝利,帝國在這里的一次又一次失敗,和阿富汗民族國家的建構不斷被地緣政治打斷、重啟、又再次打斷恰恰是同步的。
盡管看上去像是“文明沖突”,似是西方與傳統社會/伊斯蘭/中東的交鋒,但這種表象恰恰遮蔽了阿富汗議題中另一對極其重要的互動關系:阿富汗問題是英印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的一部分。它不斷受到南亞最主要的地緣政治沖突——印巴沖突的影響和推動。2021年11月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當地民眾排隊等待領取世界糧食計劃署發放的救助食物。阿富汗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貧困和饑餓等嚴重社會問題。

2021年11月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當地民眾排隊等待領取世界糧食計劃署發放的救助食物。阿富汗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貧困和饑餓等嚴重社會問題。

1990年代:沖突的十年
在美國開始阿富汗戰爭的2001年前后,有三場危機深遠地影響了整個南亞。
其一是1999年5月至7月的印巴卡吉爾戰爭。這場爆發在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高山地帶的兩個有核國家間的軍事沖突,造成了超過1000人喪生;其二是2001年底,印度國會大廈遭到恐怖襲擊后,印方指控巴方策劃襲擊并開始陳兵邊境,雙方對峙數月,幾乎抵達戰爭邊緣;其三則是2002年發生在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的騷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族群暴力造成超過千人死亡,而時任古邦領導人的納倫德拉·莫迪被質疑是否參與其中。卡吉爾戰爭

卡吉爾戰爭

三場事件反映著千禧年前后南亞的緊張局勢,也反映出阿富汗戰爭背后是怎樣復雜的地區關系——印巴的沖突讓兩國都致力于爭奪阿富汗的主導權,而爭奪本身也加強了兩國的對峙。所以,它和阿富汗局勢的不斷動蕩是同步的。
回到冷戰結束,蘇聯的解體令南亞先前維持的某種穩定狀態土崩瓦解。蘇聯解體前,蘇聯和印度支持的阿富汗納吉布拉政府與美國和巴基斯坦支持的穆賈希丁游擊隊在阿富汗長期拉鋸。蘇聯解體令納吉布拉政府失去了外援并迅速垮臺。對印度來說,這意味著在巴基斯坦西部失去了一個盟友角色。在隨后的阿富汗各派軍閥內戰中,從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營成長起來的塔利班武裝迅速取代了原先的軍閥,成為了阿富汗的主導力量。印度則轉而支持馬蘇德和杜斯塔姆等軍閥為代表的北方聯盟。
巴基斯坦此時剛結束齊亞·哈克將軍的強人統治,謝里夫和貝·布托的議會制政府輪番上臺,又輪番被總統宣布解散。但文官政府的不斷輪替并不意味著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對巴而言,關鍵之處在于不讓阿富汗成為“印度的后花園”,這樣會令巴陷入兩線作戰的窘境中。
而在印度當局眼中,1990年代的阿富汗是向印度輸送恐怖主義的策源地。在當時,蘇軍從阿富汗狼狽撤軍和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成功抵擋印軍干預的兩件事件,同時鼓舞了克什米爾民族主義青年人。他們在1990年代初發動了一次“起義”(intifada)。【1】這場克什米爾人與印度軍警的沖突延續到1995年。短短幾年后,沖突再起,1999年到2002年期間,克什米爾出現了民族主義者之外的圣戰武裝,如“圣戰軍”(Hizbul Mujahideen)和“穆罕默德軍”(Jaish-e-Mohammed)等等,印度指控新的武裝分子是巴方在阿富汗訓練并派遣滲透進克什米爾的。在貫穿整個1990年代的克什米爾動蕩中,有超過數萬人喪生。印度左翼知識分子、作家阿倫達蒂·羅伊在數年前出版的小說《極樂之邦》中描繪了當時克什米爾山谷的狀況:各種各樣的仇恨、殺戮、族群沖突、恐怖襲擊、軍警暴力、社會癱瘓,十年間構成對人性的極大摧殘。
阿富汗也的確扮演了更多角色。1999年12月24日,印度航空一架滿載乘客的客機被數名巴基斯坦武裝分子劫持飛往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坎大哈。盡管危機最后平安解決,但這一事件鞏固了印度人對塔利班統治的固有印象——視塔利班為巴基斯坦利益的代理人和印度的敵人。隨著印巴關系的繼續惡化,印度也在阿富汗南部和巴基斯坦交界的俾路支斯坦地帶加強了對當地分離勢力武裝的支持。
或多或少是借助克什米爾的動蕩,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BJP,以下簡稱印人黨)在1998年成功成為國會最大黨并組建內閣。1990年代也是印度從世俗化轉向印度教民族主義動員的關鍵時刻。1992年,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在北方邦阿約提亞暴力拆毀了巴布里清真寺,試圖修建羅摩神廟,大大激化了族群矛盾。1998年,剛剛執政的印人黨進行了1974年之后的第一次核試驗,震驚世界。巴基斯坦隨后也跟進試爆了原子彈,印巴雙雙邁入核武器俱樂部。如果說,1990年代是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獨大”的時代,那么印巴相繼公開進行核試驗,意味著美國影響力在南亞的沉重受挫。這也是對冷戰后世界秩序的一次挑戰——國際社會無法阻止印巴先后擁核。哪怕是其后美國對印巴都施加了制裁也無濟于事。并且,雙方至今都沒有加入《核不擴散條約》。
文明沖突、宗教沖突、恐怖襲擊,還有圍繞著阿富汗的地緣政治,這些在“9·11”之后被西方知識分子廣為討論的話題,在1990年代的南亞已經變成了某種日常,構成了阿富汗戰爭的“南亞背景”。
阿富汗戰爭與印巴各自的算盤
當“9·11”之后美國決定出兵阿富汗時,印巴兩國都將過去十年的經歷納入了自己的反應中。
巴基斯坦一開始試圖說服塔利班和美國和解。回頭翻閱2001年9月的巴基斯坦報章——在“9·11”之后,巴方催促塔利班當局與美國溝通,政府和軍方則擔心塔利班利用自身的網絡和影響力在巴基斯坦制造麻煩,比如動員清真寺和巴扎反對巴政府和美國的合作。
在美國決心戰爭之后,巴基斯坦權衡利弊選擇了站在美國一邊。盡管主流政黨都向政府表示了支持,但宗教民族主義者們反對穆沙拉夫政府和美國合作的決定,并且在全國各地組織游行。前情報主管哈米德·古爾將軍甚至想出了一個陰謀論。他認為“9·11”是以色列和美國人自編自導的,為的是讓美國能夠在未來25年進入其戰略重點——里海和中亞地區。站在政治伊斯蘭的立場上,古爾認為伊斯蘭世界要團結起來阻止美國人對阿富汗的入侵。
而在此之外,巴基斯坦精英中更切實存在的考量,則是對印美結盟的恐懼。他們擔心,如果巴基斯坦沒有辦法在這個關鍵時刻迎合美國人,那么印度就會迫不及待地鋪上“紅地毯”,從而消除美國對巴基斯坦的同情,并且在阿富汗扶持一個親印度的政權。可以說,對印度威脅的擔憂,是巴基斯坦精英決定和美國合作的重要理由。他們同時也在努力阻止親印力量在阿富汗的壯大:當年9月底,時任巴基斯坦外長薩塔爾還在呼吁國際社會不要給予受到印方支持的阿富汗北方聯盟援助,顯然是不希望“反恐戰爭”幫助印度把影響力擴展到阿富汗。
國境線的另一邊,執政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們則努力引導,試圖將阿富汗戰爭塑造為印巴沖突的延伸,乃至將反恐戰爭轉化為一場“反巴戰爭”。在寫給小布什的慰問信中,當時的印度總理瓦杰帕伊不忘控訴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必須明白,印度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國內,印人黨領導人、內政部長阿德瓦尼會見了美國駐印度大使,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反恐戰爭。他們的言辭中充滿著“忍辱負重”的情緒——認為印度已經“獨自”在“克什米爾和其他地方”和恐怖主義“斗爭了超過十年”,如今西方姍姍來遲地——在付出了紐約人的鮮血代價之后——意識到恐怖主義是個問題了。
時任印人黨秘書長,正在參與古吉拉特邦選舉的納倫德拉·莫迪更加直白:“美國總統布什應該問問巴基斯坦,為什么他們窩藏那些應該為1993年孟買爆炸案和印航坎大哈劫持案負責的人?”他說自己希望美國“明確他們應該如何懲罰巴基斯坦”。現任印度外長蘇杰生的父親、印度外交戰略學者蘇布拉赫瑪尼揚(K Subrahmanyam)也撰文聲稱“9·11”是另一次“珍珠港”,將會終結美國人對恐怖主義的容忍。言下之意是暗示美國將不再支持巴基斯坦。
相比于宗教民族主義者們,印巴兩國的自由主義者更強調“反恐戰爭”的全球化意義。比如,一向熱愛全球化的印度國會議員兼暢銷書作家塔魯爾(Shashi Tharoor)借用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命題,附會說“9·11”襲擊意味著21世紀的誕生——他認為恐怖主義會讓人類團結應對共同威脅。巴基斯坦的知識分子們也期待反恐戰爭能讓巴基斯坦擺脫地緣政治的僵局,在美國的幫助下著重于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黎明報》時評人、前巴軍軍官阿亞孜·阿米爾(Ayaz Amir)在那時的專欄里聲稱,巴基斯坦要“加入國際主流”,走出困擾了自身20年之久的“圣戰政治”。
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兩國的自由主義者都試圖借助阿富汗戰爭“擁抱美國”。無論主動或被迫,在這看起來齊刷刷的“主旋律”背后,是兩國精英都非常焦慮的地緣政治考量:如何借助美國重新進入南亞的機會,打擊自己對面的地緣政治對手?又如何避免對手利用阿富汗戰爭在地緣政治上對自己構成威脅?比如,阿亞孜·阿米爾這樣的時評人一開始激烈反對穆沙拉夫和美國合作,理由是削弱了巴的國家利益,而后又180度轉彎,理由也是和美國合作能夠幫助巴走出困境。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這樣的地緣政治游戲中切實得到了好處——阿富汗戰爭迫使美國解除了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制裁。但令美國在一開始得到印巴雙方支持的地緣政治動力,也最終導致美國的阿富汗戰事難以為繼——美國試圖扶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無法滿足巴基斯坦的安全需要。在卡爾扎伊時代,喀布爾曾經試圖在印巴之間艱難平衡;但到了加尼執政后,阿政府的親印傾向愈發明顯。這導致了巴基斯坦社會的更大不安全感。二十年來,巴基斯坦從配合美國走向不配合。(這一點將在后文說明)。美國無法令印巴雙方都對阿富汗的局勢滿意。到了美軍離開而塔利班回歸的時候,巴基斯坦民間一片叫好聲,印度則從精英到民間都極度焦慮。
歸根到底,阿富汗戰爭的目標是限定的——消滅恐怖組織,塑造一個親美的、非塔利班的、作為民主范本的阿富汗民族國家。然而,這個民族國家的一切屬性,都限定在了1947年英帝國離開南亞之后的政治框架內。美國沒有打算,也沒能力改變這一局面。也就是說,南亞的民族國家秩序和沖突,與其外溢至阿富汗的部分,依舊是英屬印度的帝國遺產及其延伸。
帝國之后的民族國家
如果說克什米爾問題更多是印度擔心巴基斯坦對自身的“滲透”,那么阿富汗問題則是巴基斯坦擔心印度將自己“解體”。
阿富汗裔作家塔米姆·安薩利曾經在《無規則游戲》中多次提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國境線——長達2430公里的杜蘭線——是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也是歷屆阿富汗政府都拒絕承認的邊界。這條誕生于1893年的邊境劃分了阿富汗王國和英屬印度,并且將普什圖人聚居的區域一分為二。如今,據2012年的估算,普什圖人在杜蘭線西側的阿富汗境內有約1300萬,東側的巴基斯坦境內卻有約3000萬。作為阿富汗的主體民族,普什圖人卻也是巴基斯坦的少數民族。跨越國境的普什圖部落的身份和政治歸屬,因而成為了帝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巴基斯坦的奎塔靠近杜蘭德線與阿富汗的邊境,是兩國之間的貿易和通信中心,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位置。

巴基斯坦的奎塔靠近杜蘭德線與阿富汗的邊境,是兩國之間的貿易和通信中心,也是一個重要的軍事位置。

二戰之后日益成型的阿富汗民族主義主張修改殖民時代的邊境,建立“普什圖斯坦”,將普什圖人聚居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變為“普什圖斯坦”的一部分。這一殖民遺留問題被印度鷹派戰略加以利用,以“肢解巴基斯坦”。印度方面的文件顯示,1971年,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擊敗巴基斯坦并幫助孟加拉國(東巴基斯坦)獨立時,印度外長斯瓦蘭·辛格(Swaran Singh)曾經公開表示過要以普什圖民族主義削弱巴基斯坦。
“普什圖斯坦”也令巴基斯坦感受到了強烈的生存威脅。1958年至1969年統治巴基斯坦的普什圖裔軍事強人阿尤布·汗曾經站在巴基斯坦的角度這樣表述過對西北邊境問題的理解:“……印度宣傳認為巴基斯坦無法自主立國。阿富汗統治者信以為真,并決定在我們未解體的情況下聲稱對我們的領土擁有主張……于是,印度人支持阿富汗人,他們的盤算是當他們和我們在克什米爾開戰時,阿富汗人會在我們的西北邊境打開第二戰線……”歷史上,在巴基斯坦剛剛成立時,阿富汗是唯一一個不承認巴基斯坦的聯合國成員國。如今,杜蘭線依舊是兩國之間無法妥善解決的問題——卡爾扎伊和加尼都表示過絕不承認這條邊界,而盡管阿富汗塔利班對巴基斯坦非常友善,至今為止也未見其對劃界問題有所表態。
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問題,包括杜蘭線在內,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屬印度帝國戰略擴張的直接結果。盡管倫敦更傾向于海權,但英印帝國的前線官僚卻在南亞發展出了一整套大陸防御政策。在俄帝國中亞擴張的壓力下,英印帝國試圖將其邊界盡可能延伸向中亞,尋求更大的“戰略縱深”。1899年到1905年期間擔任印度副王的寇松(Lord Curzon)曾經這樣描述過如何“保衛英屬印度”:“印度像一座要塞,兩側有遼闊的海洋作壕溝,在其他方面有大山作城墻……城墻外面,延伸著一條寬窄不等的斜坡。我們不想占領這個斜坡,然而也不能坐視它被敵人占領……”
杜蘭線是兩次英國-阿富汗戰爭的某種妥協產物。英國人口中的“斜坡”本應一直延伸到坎大哈。在意識到帝國戰略能力的極限后,德里的總督府退而求其次,把“戰略緩沖”設置在了印度河到西北邊境普什圖部落地帶的山地之間,從而畫出了杜蘭線的邊界。這一地帶承擔的功能,是“拱衛”英屬印度的核心區域——從拉合爾到德里之間的旁遮普平原。在這一保衛英印帝國的防御體系中,最前線是和俄國交界的緩沖國阿富汗,然后是杜蘭線到印度河之間的西北邊境省緩沖區,再往后才是英屬印度的核心統治區域。在這一框架下,阿富汗這個國家的范圍,也是為了“保衛英屬印度”而協調和確定的。
1947年的分治改變了整個南亞的地緣版圖。原先英印帝國的旁遮普心臟被分治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為二,成為兩個新生國家軍事對峙和競爭的前線。阿富汗的地位也變得尷尬:它要“拱衛”誰?要成為誰的“戰略縱深”?獲得了自主權的阿富汗王國盡管進入了聯合國體系,卻在各方面都稱不上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樣貌。
作為英印帝國繼承者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沒有繼承完整而龐大的英印地理版圖,卻不約而同繼承了英屬印度的地緣戰略思維——追求戰略縱深,尋找“要塞”、“城墻”和“斜坡”。對印度來說,這意味著在喜馬拉雅山地的“前進政策”和在南亞的主導地位;對巴基斯坦來說,這意味著保衛杜蘭線,并將原先通過部落治理的西北邊境省(NWFP)納入伊斯蘭堡中央政府的直接管制。
更復雜的地緣環境,更少的戰略資源和帝國遺留的戰略目標,讓阿富汗在1947年后的南亞成為了印巴各自安全追求中的死循環——對巴基斯坦來說,無論阿富汗和印度還是和印度的盟友(蘇聯)親近,都意味著巴基斯坦東西兩線腹背受敵。局勢如此,那么巴基斯坦必然要盡力保證自己能夠信任的力量在阿富汗奪權;而對印度來說,阿富汗邊境爭端的存在是從西面夾擊巴基斯坦的理想戰略籌碼,而親巴的阿富汗則意味著對印度本土安全形勢的威脅,其必然要在阿富汗尋找可以挑戰巴基斯坦的政治代理人。在南亞,帝國遺產不僅僅包括了國界劃分,也包括了意識形態和對地緣政治形勢的理解。這種不斷復制的理解與判斷,比僅僅駐扎了十年的美軍要強大得多。兩國不乏政治人物試圖對這一地緣政治習慣發起挑戰,但改變甚微。
“帝國墳場”的顛倒
阿富汗的“帝國墳場”綽號,源于英國在19世紀兩次失敗的阿富汗遠征。然而,在英國及其后的世界大國中,只有英印帝國成功維持了阿富汗的“緩沖國”地位——一戰中德國曾經試圖鼓動阿富汗加入反英行列;二戰中阿富汗精英曾經和納粹德國有所互動,但最終,兩次大戰中,阿富汗都維持了中立地位。而無論是蘇聯的阿富汗戰爭或美國的阿富汗戰爭,都陷入了地緣政治的泥沼中,成為消耗國力的無底洞。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戰爭(1838-1842)

第一次阿富汗抗英戰爭(1838-1842)

站在南亞之外,阿富汗戰爭似乎呈現出伊斯蘭和西方之間的“文明沖突”樣貌。又或者,它呈現為“美帝國主義”的擴張和第三世界的反擊之間的拉鋸。然而,如果我們把角度顛倒過來,站在印巴這兩個英印帝國繼承者的視角,阿富汗的沖突又何嘗不是另一種“代理人戰爭”呢?只不過,這里的意思不是弱勢國家作為超級大國的代理人互相攻伐,而是超級大國也會被地區沖突的邏輯“吸入”,無法根本上改變“游戲規則”,并最終深陷其中。
回看1970年代,阿富汗青年知識分子和政治力量的不斷左翼化令巴基斯坦感受到了蘇聯在“戰略縱深”上的威脅。巴基斯坦聯合美國在阿富汗培養反蘇力量,印度則認為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進一步讓阿富汗成為反巴前線。結果是,20世紀的阿富汗戰爭催化了蘇聯的衰落、摧毀了阿富汗國家、催生了攻擊美國本土的武裝力量。印巴沖突依舊。
而我們也同樣可以這樣看待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巴基斯坦通過開始時和美國的合作避免了孤立,并最終通過塔利班的執政消除了阿富汗“親印”對其產生的威脅;印度則改善了冷戰中冰冷的印美關系;兩國雙雙解除了核試驗帶來的制裁。結果則是美國狼狽離開。印巴沖突依舊。
在2001年9月,有巴基斯坦作家曾經在《黎明報》撰文感慨說,南亞人的視野中是否“太多地緣政治”了——一切都被納入了印巴沖突的視角和框架內理解、分析。但歷史的困境確實是:只要英印帝國留下的地緣框架沒有根本改變,只要帝國遺留的戰略意識形態沒有改變,那么無論是印度還是巴基斯坦還是阿富汗都無法自外于整個沖突的循環——自主獨立的阿富汗無法親巴也無法滿足巴基斯坦的安全需要;在印度面前處于弱勢的巴基斯坦無法化解自身地緣安全上的不安全感;印度也無法協調意識形態中和巴基斯坦的關系——國大黨的立國意識形態將印度共和國看作英屬印度的唯一繼承者,將分治看作背叛,而印人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則將印巴關系看作印度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不可避免的文明沖突。
換句話說,阿富汗問題看上去似乎是阿富汗之內的民族/教派問題,似乎是阿富汗和西方之間的入侵/反抗問題。但換一種視角,阿富汗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本身就是英屬印度的某種“剩余”,而它的過去、今天和未來,同樣更多地取決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互動。畢竟,在英印帝國解體近百年之后,它留下的南亞局勢,仍然沒有任何一個超級大國能夠應付。
【1】“intifada”一般指巴勒斯坦大起義。自1987年開始,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針對以色列占領爆發的抗議和其后的暴力反抗行動,其高峰延續至1991年。克什米爾抗議者借用了這一稱呼來正當化自己的抗議和襲擊行動。在“起義”階段,克什米爾的主要反印度武裝組織是主張克什米爾獨立的“查謨-克什米爾解放陣線”(JKLF),不同于1990年代后期的圣戰武裝,這一組織宣稱自己的路線是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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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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