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生活·城市”

上海中青年技術哲學論壇

2021-11-03 17:06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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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第一屆“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生活·城市’”——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反思與構建”理論研討會暨第26屆上海中青年技術哲學論壇在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召開。論壇由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辦、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承辦,來自國內各高校、研究院和技術中心的3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本次論壇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圍繞“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生活·城市”主題展開。來自上海數據交易中心、上海計算機軟件技術開發中心、上海科技館的專家介紹了上海數字化轉型的成績和現狀。來自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圍繞數字化轉型中勞動形態變化、勞動技術提升、勞動智能水平、勞動技術人文關懷、勞動異化克服等多方面深入討論;圍繞數字化轉型帶來人類交往方式變遷、數字化轉型對城市生活觀念的變革、數字化轉型對個體幸福感影響、數字化技術的倫理要求等提出了新的觀點;針對數字化轉型中城市發展,專家提出數字化轉型中的城市形態更新、城市文化構建、城市地標象征、城市紅色記憶傳承等問題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觀點。
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高奇琦教授、秘書長楊慶峰教授分別作開幕式致辭;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委員會主任閆宏秀教授,上海市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王國豫教授作閉幕式總結。第一屆“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生活·城市’——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反思與構建”理論研討會暨第26屆上海中青年技術哲學論壇。

第一屆“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生活·城市’——馬克思主義視野中的反思與構建”理論研討會暨第26屆上海中青年技術哲學論壇。


定位城市在數字化轉型中的發展前景與技術實現
上海數據交易中心副總經理盧勇指出,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是撲面而來的數字化的潮流,以及數字經濟發展和我們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需求。上海的城市數字化轉型將圍繞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治理數字化和數據價值化四方面展開。作為十四五期間上海的一項重要工作,雖然有著較好的數字化基礎,但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業界正在努力探索如何構建完善的數據要素市場。在數據流通交易領域,在浦東國際數據港建設的政策推動下,上海針對數據資產化進行了更多的先行先試的實踐,圍繞治理、經濟和生活三個賽道,通過打造一個個鮮活的應用場景,從小切口、真實場景入手,實現整體性轉變、全方位賦能和革命性重塑。
上海計算機軟件技術開發中心網絡安全首席架構師嚴超指出,數據處理活動要求全生命周期的合規要求、要求承載數據的信息系統的保護合規、還要建立配套的風險評估、制度建設等方面內容。法律體系對數據合規的要求、數據安全防護體系建設具有巨大作用和重要意義。數據合規背景下的數據安全治理框架和實施數據安全治理的流程,對安全治理各個環節至關重要,最終通過數據安全治理實現合規的數據防護體系建設。合規要求下的數據安全治理中還要求數據的分類分級、安全政策的制定、技術支撐平臺的建設、對安全政策執行的監督,以及安全政策的改善。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潘霽教授從傳播基礎設施理論視角出發,探究上海社區空間對外開放度和對內溝通度如何影響“上海發布”等社交媒體官微矩陣對居民社區認同的效果。他從入戶問卷調查發現社區空間對鄰里交往的支持解釋了居民與基層官微日常連接如何促進社區認同,發現社區空間對多元文化的開放度對官微傳播效果的中介作用微乎其微,故而必須揭示社區空間營造主要通過支持本地居民虛實多重異質敘事網絡層間的融合影響城市基層官微的傳播效果。他認為,城市空間“開合”不同的溝通屬性納入對數媒日常“連接”實踐效果的研究視野,能夠為理解微信基層官微融合線上線下的作用機理提供借鑒,更為研究范式轉變指明可能。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于明艷博士認為,在數字技術廣為普及的都市生活實踐中,人們的記憶與遺忘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都市紅色文化記憶的建構和傳承出現弱化。技術既對記憶造成破壞,又是實現記憶增強的主要途徑。特別是AR技術的應用,將都市紅色文化記憶的非具身性與具身性融合,對其進行著增強:在個體層次上實現了認知結構和體驗形式的改變,激活并生發個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社會層次上,滿足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雙向動態循環;在文化層次上,實現了紅色文化記憶的忠實保存與鮮活發展。同時,在AR技術的應用中還需要考慮呈現內容的選擇、增強的邊界、隱私的保護等問題。
上海科技館高級工程師于峰在發言中談到,隨著2018年5月長三角科普場館聯盟成立,創新驅動、區域協同,科普資源共建共享步入快車道。在新頒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綱要2021-2035》和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提速大背景下,作為上海城市文化新地標,智慧科技館以科學文化為引領、以科普聯盟為紐帶,將“三館合一”的功能定位與長三角“全民科普”協同創新有機結合在一起。萃取海派精華,重塑江南文化,共同破解當下中國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科學理性的社會氛圍不夠濃厚、科普有效供給不足的現實問題。探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文化張力、科學文化對新江南文化重構的影響以及當代科普工作者的作為。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計海慶副研究員認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目標”指出了要把握中國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大方向,推進和實施取決于排解好實際中的堵點和痛點,如何在數字化轉型中兼顧到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的利益訴求,如何確保在虛擬貨幣等新興技術挑戰下的金融和經濟安全,如何平衡大公司追求利潤的沖動和消費者的利益保護,如何監控技術泛濫的條件下落實隱私等個人人格權保護等,是這些堵點和痛點中的代表,解決好它們需要政府部分足夠的決心和智慧。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文理學部講師姜濤從“賽博朋克隱喻中的城市與生活”問題入手,認為“賽博朋克”風格科幻小說扭曲地映射出現代世界。如果局囿于小說家的具體設定,那么這一概念只是天方夜譚,但若是加以隱喻式解讀,那么賽博朋克將揭示出數字化生存的某種真實處境。只有在準確理解和刻畫這種處境的基礎上,針對現代個體與城市的任何診斷方案才得以可能。
探索數字化轉型中的生活變革與技術溫度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成素梅提出,數字化轉型導致了第四產業的興起,形成了自適應的商業模式。隨著人與機器雙向賦智程度的不斷提高,不僅對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制度體系與概念框架提出挑戰,而且對我們人的城市生活觀念帶來了的變革,使我們從追求以消費與占有的社會轉向以追求自我體驗與健康成長的社會,使我們的提問方式從“我們應該做什么”轉向“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和“應該過怎樣的生活”。當美好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成我們思考的重要目標時,我們的注意力就從強調責任與義務轉向社會擔當與成就自我。這些轉變是格式塔式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能夠為引導這種轉型提供理論指導。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高奇琦認為,我們需要深刻地思考數字化轉型的來源和目標,即數字化從何處來,并到何處去。目前正在形成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共生,元宇宙的概念便基于此。在數字化轉型中,我們需要深刻地理解勞動對于人類的意義,以及在數字世界中新出現的勞動形式。我們需要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結合時代背景進行進一步的思考。例如,機器的生產活動能否被算成是勞動?另外,我們還需要對數字系統與生活世界二者的緊張關系加以深刻認識。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閆宏秀認為,數字化轉型旨在“構筑美好數字生活新圖景”,然而,數字化轉型中的被技術拒絕、數字鴻溝、數字異化、數字人格等顯示了數字技術邏輯與人文邏輯之間的錯位或不不同步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即技術缺乏溫度。它反映了人類對技術應內秉有溫度的期冀,倒逼關于數字技術的人文維度審視。這種審視需要從基于但又必須高于技術的視角展開,而對技術工具論有效性與局限性的審度、對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二者關系的解析以及技術倫理學的新近發展則為“技術有溫度”提供了學理上的合理性。從實踐需求的維度來看,需要讓技術有溫度的出場來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
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教授楊慶峰認為,上海數字化轉型已經從產業數字化、生活數字化及其治理數字化等多個方面逐步深入展開,與數字化轉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也正在完善。產業數字化主要是指向三大產業領域逐步實現數字化的過程。第一、二產業在數字化方面面臨諸多挑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沖突夢魘并沒有散去,如何結合依然是個挑戰;數字化在第三產業已經表現出強勁勢頭。面對中國城市化進程,城市數字化的烏托邦的指向還是比較明顯的。產業數字化能夠讓常規的、重復的活動變得自動化;生活數字化可以讓個體在各類公共空間獲得新穎的交互和沉浸體驗;治理數字化可以使得治理本身效率提升,變得智能化和精細化。
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治東在發言中提出,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社會進入數字化時代,數字化社會背景下的交往關系演化成為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問題。基于馬克思“普遍交往”理論內涵,在交往關系歷史變遷中定位“普遍交往”, 在人的本質構架中考察“普遍交往”, 從世界歷史角度把握“普遍交往”。在馬克思“普遍交往”框架下結合時代特點分析數字化社會背景下交往關系的變革邏輯,對數字化時代交往關系普遍化進行可能性分析,以此探討數字化時代通向“普遍交往”的具體現實路徑。
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志丹教授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給傳統的意識形態帶來了巨大機遇與挑戰,需要從哲學高度給予必要的多維關切。從意識形態維度看,人工智能從其產生、發展乃至未來進一步的“創變”,都與人類意識形態的塑造力、想象力不可切割,意識形態實現了人工智能的“意識形態化”(“人格化”、“人性化”、“人化”)。唯有慎重對待人工智能的當代發展,保持意識形態與人工智能之間必要的張力,才能在有助于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代創變與功能發揮,引領新時代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的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美好生活與福祉。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徐志宏表示,智能科技的初衷是“解放”人類于必然王國,使其有機會追求自由(即人的自然)。今日的智能科技在相當程度上可謂完成了這一使命,因為智能生活所呈現的兩大突出特征即“快速”和“便捷”。從理論上看,人擁有了更多自由時間;但實際上,人的時間變少了,這是智能科技的特質所決定的:它使每個人的時間都可以被無孔不入地占據。于是,智能生活尚未助益于自然生活的完成,反而傷害了自然生活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吳雁表示,數字化影像使人由時、空間存在,成為了情境中存在。影像情境借助一種內意識客體的變動傾向于越來越深刻,它的“通感后”影像,使人們不通過“勞動”而占據了生活資料,對于主體性是一種傷害;對于主體,也是某種層面的異化。帶來了三種生活狀況:回歸舊有概念的情境和身體本身;完整進入新情境并在其中重構自身與行為;任由新情境不斷“異化”自身,從而泯滅。第三種情況對身體與精神具有最大危害性,需要警示、面對與變易。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曹克亮從“數字健康與勸導技術的倫理問題”出發,認為數字健康是數字作為資本催生的健康管理實現形式,對于科學認識健康問題、科學進行健康管理以及科學鍛煉都大有好處,但它與身心健康和有意義的生命倫理之間有著嚴格的界限。雖然數字健康實現了健康管理的“有意思”和身體“可視化”,但它是數字資本和數字勸導技術的“善勸導”的建構觀念,只是建構了數字健康觀念和數字健康管理科學模式,缺少整體性健康管理的有效形態。細分的數字健康領域和設備容易引發一些畸形的甚至是過激的健康塑造行為,引發數字健康數字增強而身體退卻的危險,引發理念科學而健康退化的窘境。因此必須深化對數字健康倫理思考,構建“有意義”的生命倫理觀。
闡釋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與勞動異化問題
復旦大學生命醫學倫理研究中心教授王國豫指出,馬克思哲學思想中“勞動”范疇有兩個維度,第一層含義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時期注重個體勞動,強調“類本質”,“異化”是指“類”的異化。勞動是為了人的基本的生存的需要,所以勞動是為了生命的必須。第二層含義指的是當我們的這個生命的需求滿足了以后的勞動。剩余勞動已經不是為了生命的勞動而是為了“活著”的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勞動被資本家占有,工人只能從資本家那拿到一點工資。第二層含義就是“活著”的意思。在數字化資本背景下,勞動還有一次含義,就是生命本身必須有體驗。生命和生活,它都是在體驗中才能生存。如果沒有這個意義上的勞動體驗,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數字化已經變成我們一種生活方式,數字化生存也應該聚焦到體驗這個環節,必須重視和研究這一話題。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劉文指出,數字化轉型加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表現特征。數字化轉型正在深刻改變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數字化轉型帶來了人類勞動形態的重大變化,同時也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更改變了城市治理的模式。從宏觀看,深入研究這些變革的規律,對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從微觀看,對大學人才培養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我們不僅要從馬克思主義的視野去研究數字化轉型規律,而且要將研究成果融入思想政治課、勞動教育課,培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合格勞動者。
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金瑤梅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形成邏輯,指出勞動是詮釋“類”意義上的人之本質屬性的一個概念,馬克思的勞動觀對人的本質、勞動解放及人的解放等進行了探究,對德國古典哲學進行了批判與超越,對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了深層次批判。新時代我們用勞動托起中國夢,用勞動創造美好生活,堅持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徐志堅從“數字化轉型中的勞動與勞動者”關系出發,提出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強勁推手,數字化文明新時代正在到來。當今時代,數字化轉型加速了信息技術與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的升級換代,也在全球范圍內整合交換與分配要素。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一場技術升級的競賽,關鍵是形成數字化可持續發展的思維模式。每一位勞動者都要主動適應數字化文明的新要求,適應新的概念框架結構,主動調試自己的精神狀態。就社會和國家而言,不斷通過規范去保障勞動者在數字化轉型中的權利則是克服勞動異化的必須手段,這需要考量的是政治國家的歷史性功能。
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蘇令銀在發言中分析了各種形式的數字勞動被外包給全球的數字工人的“眾包平臺”。他認為,這些工人的勞動是人工智能生產、發展和支撐的關鍵組成部分。眾包平臺是勞動力自動化測量、管理和控制新形式的一個極端例子,創造出超彈性和高度可伸縮的勞動力。作為新興數字泰勒主義的典型,眾包平臺聚集了一群深度異構的工人,同時繞過了在空間上和主觀上均化他們的需要,利用了全球迄今幾乎無法雇傭的勞動力資源。通過考察兩種類型的工作者,他討論這種新興勞動形式的發展趨勢:承擔照顧責任的女性;發展中國家的數字工作者。盡管數字眾包平臺工作有明確的細致要求,但它也是勞動領域更廣泛變革的體現。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樂曉蓉分析了數字技術與智能技術對于勞動方式變革起到加速器、放大器、倍增器和轉換器的作用。勞動變革呈現三個趨向:勞動趨向創造性與復合化,勞動趨向選擇性與個性化以及勞動者之間關系趨向扁平化。想要實現建設技能型、創新型社會的目標,對數智土著一代開展勞動教育,既要把握數智技術與勞動教育融合創新的實踐觀,要防止技術依賴、技術異化產生的“陷阱”,更加注重勞動教育的價值引領作用,培養崇尚勞動、熱愛勞動的積極的勞動情感與態度,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培養合格建設者與接班人。
吉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心魏旭教授分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提出基于數據、知識、信息以及其他互聯網經濟內容的生產代表了一種新的價值生產模式,并且正在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產體系,即數字資本主義已經呈現出整體的新穎性。但這種判斷為時過早,盡管基于ICT等的新技術浪潮正在各個方面重塑我們的經濟生活,但主導這個世界體系的仍然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而這個金融壟斷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基礎仍然是產業資本主義的維系和發展。那種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在整體上將價值規律推向了歷史垃圾箱的觀點,是對馬克思理論及其方法的誤解。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樊熙奇指出,近年來,意大利自治主義思想中的“非物質勞動”概念受到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學界的普遍關注與使用,認為它是后福特制這一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下的勞動普遍形式,強調當今勞動所具有的主體創造性與交流合作的不斷加強。鑒于當今全球數字化轉型的大趨勢,必須承認“非物質勞動”概念在理論上具有前瞻性與解釋現實的力度,但仍需看到,這一概念中的價值內涵從勞動轉變成了交流與智力的公共性,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經典語境,模糊了勞動與非勞動的區別。
針對數字化轉型中有可能出現的勞動異化,上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友古表示,作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開發、生產、經營、消費或介入其勞動過程并由此顯示出其勞動成果的活動,數字化活動可分為三大門類:專業性的數字技術的開發與生產、非專業性的數字技術的經營與消費與基于數字技術介入而有的其他活動。數字化勞動的異化是人同勞動工具的異化、人同勞動對象的異化,即以數字技術為基礎而有的數字化勞動雖然存有其異化形式。這一異化的根源是數字化資本的出現。
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徐俊峰認為,基于“異化勞動”批判,馬克思明晰了共享“勞動成果”與共享“勞動過程”統一的“共享發展”思想,解讀了勞動對象性的、感性的、實踐性的活動本質屬性;在批判“雇傭勞動”基礎上設計了“勞動共享”的模型與“自由勞動”實現的設想。“數字化勞動”是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強調勞動的免費性、數字性、情感表達性等。因此,必須遵循馬克思認知勞動屬性的原創理論,科學把握“數字化勞動”的“共享屬性”,發揮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功能。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永章分析總結了勞動問題的討論。他指出,盡管數字勞動的勞動形態發生重大變化,但依然適用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范式。數據是人造物,數字勞動的具體勞動創造了數據的使用價值,數據以及數據產品是勞動力的消耗凝結,抽象勞動創造了數據的交換價值及價值。數字勞動平臺化提高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剩余價值率,擴大了資本的剝削范圍。在平臺數字資本積累過程中,數字勞動使得剝削、收入差距、壟斷等問題越來越嚴重,不平衡和不公平問題日益突顯。在社會數字化轉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用制度駕馭和導控資本,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將數字資本擴張納入到 “以人為中心”“共同富裕”的數字化勞動的人間正道,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克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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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龔思量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數字化轉型,馬克思主義,數字異化,勞動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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